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开始考虑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问题。基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资金匮乏等实际情况，曾考虑过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先提高一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和积累资金，然后再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
然而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美国在战场上的装备差距，凸显了中国工业的实力不强，武器装备的落后为战局的稳定带来制约和影响。这种强烈对比，使得实现中国工业化，实现国防现代化显得尤其紧迫。
另一方面，从当时国际情况来看，二战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都面临着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能不能赶上先进工业国家，关系着我国的前途和命运。发展速度问题在各国工业化战略中都非常重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教授认为，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因素很多，但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朝鲜战争爆发及其由此带来的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使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国际地位备感忧虑，很难按照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和路径（比较优势）去实践；二是重工业强大的苏联当时给予全面的援助，在短期内使要素短缺的中国提升了要素禀赋结构，有可能模仿苏联的模式发展前行，以求避免国家安全危机，以求提升国际地位。但只要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无论怎样的社会制度，要素短缺的国家都容易内生出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也不例外。
张占斌认为，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显然不是个单纯的经济决策问题，而是更加复杂多元的价值评估后的取舍；虽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则，但顺应了当时中国军事和国防的特殊需求，可以说这是相对合理的和比较现实的选择。此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在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的状况下，中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并由此加速过渡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最可能和最实际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有重大的历史作用，又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在当时的确是很难全面认识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体验和总结的。
“一五”之前，早在1952年7月，中央书记处就连续召开多次会议。认真研究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方针，确定以建设重工业基础为五年计划的中心环节；同时，决定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等。其后中财委颁发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以及《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中就已写明，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建设方针是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
那段时间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痛切地感到，短期内打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已变得不可能。面对国际险恶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中国单方面希望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密切联系有许多困难，不能简单地依赖外援，必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国家。要使国家真正实现独立、富强，必须迅速地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必须把重工业摆在突出的位置上。
于是，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的重点是以前苏联对中国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增加援助，以694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以发展重工业为主，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张占斌表示，应该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关系。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初始投资规模庞大，资本密集；二是资本有机构成相对比较高，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三是建设周期长，回报缓慢。这些特征决定了发展重工业必须要大规模进行资本积累与供给，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业和轻工业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启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这种需求与当时的资源禀赋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它表现在三个方面：重工业建设周期与资本禀赋的矛盾；重工业投资规模与资金动员能力的矛盾；重工业的高技术含量与外汇支付能力的矛盾。为了保证经济剩余的积累流向重工业部门，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需要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并通过对企业的国有化改造和农业集体化构建相应的微观经营机制。即只要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按照中国的自然禀赋，就会内生出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的力量自然就要逐步淘汰市场机制。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产生，还有诸如统一财经、支持战争、解决公私营经济冲突等后续效应的原因，但可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导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智利、埃及、墨西哥以及东欧国家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中叶先后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为了推进这个战略都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实行高度集中的垄断机制，实行外贸外汇的集中统一管理，实行重要物资的统一供给，实行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通过控制经济命脉而强行推进经济的国有化或过高的国有经济比重，政府参与稀缺资源的配置并实行贸易垄断，为扶植重工业而建立倾斜式的产业政策设置进入壁垒，并严控业，运用行政力量筹资以有效降低工业经济的资本形成门槛，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
事实证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保证了独立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国防安全需要，保障了工业积累和投资达到了最大限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经济最好的1931~1936年，资本积累率6年中有4年为负数，最高的1936年也仅为6.0%。后来的事实证明新中国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远高于11%，最低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这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非常适合的选择。
2013年7月21日下午，中央、国家主席、主席习来到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看到这家老牌企业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习十分感触地说，“工业化很重要，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他还说，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富强。国家富强靠什么？靠自主创新，靠技术，靠人才，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
时光回溯。自力更生与自主创新几乎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整个进程。据统计，“一五”期间，开工的工业建设项目达1万多个，其中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重点建设，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被誉为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飞机、汽车、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一大批基础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建立起来。
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倾斜的发展战略，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工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从无到有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
1952年，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研制成功；1955年，中国的第一辆拖拉机制造成功；1956年，中国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开始批量生产；1958年，中国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1961年，中国第一台1.2万吨水压机研制成功；1964年，第一颗爆炸成功。
经过“一五”时期的大规模、有计划的重点工业化建设，带动了新中国第一次城建高潮，涌现出一批以煤炭、钢铁、化工、机械、纺织等产业为特色的新型工业城市，出现了八大工业区，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和工业城市发展的基础。
从1964年到1978年，中国进行了长达15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客观上改善了中西部工业布局和基础薄弱的现状。三线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形成了45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3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建成了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化道路的艰辛探索时期，不但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做好了准备。
而习所表扬的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武重）正是我国“一五”时期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是国内生产重型、超重型机床规格最大、品种最全的大型骨干企业。2011年10月，公司成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子集团单位。
当年的武重，从1953年筹备，到1958年正式投产，被打上了重重的前苏联的烙印。早在1954年，中苏双方签订《武汉重型工具机床厂设计工作合同》规定。这意味着，包括工厂大门在内，武重厂房的设计施工基本都由苏联援助完成。这颗“亚洲明珠”在建厂之时，吸引着中国各地的建设者们投入其中，开创了中国重型机床工业的崭新事业。
此后，武重在新中国工业史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第一：中国第一台直径6.3米的重型立式车床、第一台10米立车、第一台重型七轴五联动机床……武重的产品也曾出口到俄罗斯、巴基斯坦、英国、印度等国家。
而此时，我国由于种种原因，遇到了外援撤出，走等弯路。武重这颗明珠开始黯淡。加上自身沉重的负担和落后的经营体制，武重开始了它的“下坡路”。
正是依靠着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精神，经历了多年沉寂后，武重这头工业大象终于开始挪动其庞大的身躯：从青鱼嘴到佛祖岭，从传统化向数字化、高精尖，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2011年10月25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武汉重型机床集团公司正式揭牌。这标志着武重集团完成重组，正式并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11月2日，武重自主研发制造的4台机床正式交付，再创多项世界之最。
凤凰涅槃，重生后的武重拥有8大类、50多个系列、300余个品种，产品全部实现数控化和复合化功能；公司还能为客户提供机床大修改造、设备再制造、机械加工服务和各类铸、锻、金属结构件产品。如今，已有两万多台套由武重研制的工作母机服务于我国能源、交通、冶金、机械、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并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
近几年，武重承担研制完成了国家“863”计划项目1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项、国债项目3项、省市级科研项目10余项，研发了一批首台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高档数控机床产品，满足了国家重大项目的加工需求，为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水平作出重要贡献。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自力更生与自主创新。
事实上，回望我国整个重工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五”到“三五”时期，正是依靠建设初期的艰苦奋斗的自力更生精神创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艰苦奋斗的自力更生精神进一步升级为新时代自主创新的勇攀科学高峰精神，携历史的巨轮，踏歌前行。
说起大庆油田，这个自发现以来就是中国最大的油田，很多人都会觉得心潮澎湃。是的，这是一片为新中国工业建设提供无限动力的土地——大庆油田，为祖国加油！
“大庆油田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指引，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持续创新的科技进步史。”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大庆油田党委书记孙龙德对记者说。
长期以来，传统石油地质理论认为“石油仅仅为海洋生物生成”。与此同时，西方关于“中国陆相贫油”等论断不绝于耳。我国科研人员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石油勘探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进行找油重点战略东移。
1959年，东北边陲，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流，一座改变中国石油工业命运的油田诞生，并以国之大庆为名——大庆油田，就此开启了其至今60年的辉煌历程。
有关专家这样总结：“大庆油田的勘探，发展完善了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中国贫油论’，指导了全国陆相石油勘探，推动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大庆油田的建成，使我国实现了原油和石油产品全部自给，结束了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大庆油田开采初期，原油是靠地层自身压力作用，通过油井“喷”出来。随后一个时期，需要将水注入地下，通过物理方式把油“挤”出来。
道理易懂，但水怎么注入，考验着大庆油田的科研人员。起初，在非均质多油层的大型陆相砂岩油田国内无开发成功先例，在国外又实施技术封锁的情况下，首创内部切割注水、保持地层压力的开发技术，在短期内实现了快速上产。随后，大庆油田自主研发的以“六分四清”为核心的细分注水技术，有效遏制了油田含水上升和产量下降，使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28%的速度快速上产，并于1976年攀上了5000万吨。
针对被业内认为“不具备工业开采价值”的“开采禁区”，成功摸索出“表外储层”开发技术，支撑了第一个年产5000万吨稳产十年目标的实现。
到上世纪90年代，实施“稳油控水”系统工程，助力实现了第二个年产5000万吨稳产十年目标。
20年前，本报记者采访大庆“新铁人”王启民时，他说：“在科技的重要支撑下，1976年至2002年，大庆油田实现年产5000万吨以上连续27年高产稳产。”创新的基因成就了科技的大庆。据悉，大庆油田长期高产稳产的注水开发技术和大庆油田高含水期稳油控水系统工程两项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进入开发中后期，原油开采靠化学剂驱动采油，就好比用洗衣液把衣物上的污渍清洗掉一样，用化学剂把石头缝里的油“洗”出来。这种方式被称为三次采油。
大庆油田公司副总工程师程杰成告诉记者：“坚持‘应用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科研理念，大庆油田早在产量增长高峰期之际，就已开始谋划三次采油的创新之路，着手开展聚合物驱油技术、三元复合驱油技术等研究储备。”
在三次采油技术助力下，2003年至2014年，大庆油田实现4000万吨连续12年持续稳产。其间，凭借“大庆油田高含水后期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高效勘探开发技术”第三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如今，大庆油田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三次采油基地，年三次采油量约占大庆油田国内原油产量的三分之一。
大庆油田公司宣传部部长盖立学对记者说：“资源有限，科技无限。当年，大庆油田依靠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开发大油田，并让油田高产稳产5000万吨20年，此后，油田又依靠持续自主创新才让大庆油田始终保持着青春活力。”
是的，铁人王进喜在泥浆池中以身搅拌泥浆的那张照片曾经感动了无数人。大庆油田纪念馆里循环播放着铁人王进喜那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每每听来，都会为之动容。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始终伴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而不断丰富完善着。
世事变迁，唯精神永恒。从当年的大庆油田到今天的华为，可以说，科技上不断求索的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精神是新时代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延续和弘扬。一个人，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精神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