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ort体育古代琉球，自中山、山南、山北三国分立时期开始臣属于中国，向来沿用中国的年号、历法，使用汉字，直至近代被日本灭国为止。其间历代琉球王登基，均会奏请明、清朝廷派使册封，中国政府前后23次遣使册封琉球国王。这些使臣在册封琉球王之后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著述，其中包括7部详细记述册封经过的“使录”作品（明代4部：陈侃《使琉球录》、郭汝霖《重编使琉球录》、萧崇业《使琉球录》、夏子阳《使琉球录》；清代3部：张学礼《使琉球记》、汪楫《使琉球杂录》、李鼎元《使琉球记》）。这些“使录”不仅为今人充分了解中琉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琉球王国的影响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而且也生动地展现了历代册封琉球使臣的思想境界、神采风韵。
儒家重视义利之辨，认为“义”高于“利”，是“利”的前提条件。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 朝廷策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为册封正使，往封琉球国世子尚清为国王。陈侃服膺儒学，不屑于利，曾先后三次推拒琉球国赠礼，体现了鲜明的重义轻利观。
一拒赠礼发生在嘉靖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陈侃主持祭祀琉球先王礼之后，琉球国世子派遣法司官与长史来到陈侃所在的天使馆，敬献黄金十两，以报答陈侃代表朝廷举行祭祀而为先人带来荣光。陈侃当即予以拒绝，用惊讶的语气对来使说：“世子知道，而亦以此浼我乎？”字面上是说琉球世子懂得道理（“知道”），是在用“利”玷污使者，传达的深层语义则不啻是对世子的严厉批评。为教育世子，陈侃特作书一封云：“君子交际之间，有礼焉、有义焉。礼以将敬，义以揆物；宾主各欲自尽而已。今日之举，君命是将；敬共王事，乃其职也。款我以华筵，亦云厚矣；而又惠我以褭蹄，不已过乎！在贤世子行之固为尽礼，在侃等受之则为非义。授受之间，天理、人欲判焉。辨之明而守之固，敢自欺乎！辞不更赘，惠无再贻。”这封书信表明，陈侃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奉君名而来，在琉球国行祭王礼就是自己的职责本分，天理、人欲的道理又不是不懂，如果接受赠金就是自欺欺人。
第二次拒礼是在行封新王礼之后，此次陈侃复作书一封，措辞更为严厉，甚至放弃使用任何委婉语，对琉球王进行了明确的批评：“士君子立身大节，不过礼、义二者；前书备布，想已知之！贤王亦知朝廷之乎？今圣天子御极，议礼制度，万物维新。群工济济，皆秉羔羊之节；晋如鼫鼠者，愁如摧如而已。侃等叨居近侍，万里衔命，正欲播君德于无疆、守臣节于不辱，为天朝增重；乃敢自冒非义，以贻满橐之讥耶？与者、受者，其戾一也；欲馨清议，甘罪不恭！”不仅明辨了儒家的义利观念，而且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提出册封使不远万里而至，是欲广播君德，以恪守臣节来为天朝增重，收受赠礼只会被世人所讥。这番话语突出地表明，陈侃绝非像普通交际场合那样故作姿态，因为他在书信中义正辞严，突破了言语交际基本的礼貌准则，毫不客气地指出贪于财利的人就如鼫鼠一般；礼品的赠与者、接受者，对于道义的扭曲程度是同等的。可见，陈侃从根本上藐视“利”，是儒家义利观念的忠实践履者。
通过两次拒礼，琉球王尚清已经理解了陈侃鄙弃礼金的态度，但他知道中国为礼仪之邦，主客之间是有送赆之礼的，亚圣孟子也曾接受宋、薛之馈，所以在陈侃离琉返航之际，让长史捧黄金四十两为献，并亲自解释说：“送赆之礼，振古有之，非清敢自亵；其毋辞！”对此，陈侃一方面肯定中华确实自古即有送赆之礼，抚慰琉球王说：“于义可受。轲氏受薛之馈，不以为嫌。”但另一方面，陈侃毕竟对中国文化更为熟谙，深知接受馈赠是分场合、有条件的，孟子接受宋、薛之馈却拒绝了齐王的兼金百镒就是这个道理，而琉球王就像孟子的弟子陈臻一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于是进一步语重心长地解释说：“但予等以君命来，受此而归，是以君命货之也。恶乎敢？”陈侃认为自己的名位无非是皇命所赐，因为自己这种名位获得利益，实际上就是用皇命交换（“货取”）的，那就太有辱皇命了。陈侃对“送赆”之礼的这种全面阐发，充分证明他是孔孟儒学的真正服膺者。陈侃的思想境界如此之高，也许是琉球王前所未见的，因此他只能愕然道：“天使言必称君、动必比义，清知过矣！”被陈侃上了生动的一课。当然，陈侃也并不是不近人情的，当琉球王临别尊陈侃为师，提出以手持泥金倭扇相赠为念之时，陈侃欣然接受，并用自己手持的川扇回赠，双方欢喜相别。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六月，琉球国中山王尚清薨逝，世子尚元摄理国事。三十七年正月，尚元遣使至京，请求袭封王爵。明廷据礼部之议，拟循旧例往封琉球王。但此时嘉靖帝不视朝政、已移居西苑一心修道达十六年之久，朝廷内有严嵩专权之乱，外有倭寇侵扰之患，大明王朝岌岌可危、自顾不暇，以致此次册封历时数年，尤其艰难：自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十六日首次策命册封琉球使臣始，至嘉靖四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册封使回入福州止，前后竟达三年零八个多月。
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朝廷首次策命琉球册封使，刑科给事中吴时来、行人司行人李际春分别充任正、副使臣。此后礼部随即展开各种中央层面的筹备工作，沟通翰林院及各有关衙门，撰写册封文献、制作册封仪物。在此期间，发生了吴时来、张翀、董传策同日弹劾权臣严嵩的事件。严嵩位高权重，反诬吴时来因畏惧琉球之行欲借弹劾首辅求取解脱。吴时来一时辩解不清，不仅被下狱治罪，还遭到了一些时人的误解。册封琉球正使也因此出现空缺，需要重新遴选。四月初二日，刑科右给事中郭汝霖接受了任命，成为新的册封正使。在诏书易名、改赐品服之后，琉球册封使终于在四月初八日离京赴闽筹备出海事宜。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郭汝霖抵达江西地面，始差人至福建布政司，让其委派官员伐木造船。九月，郭汝霖来到福建，亲自督造册封舟，计划于第二年春汛开洋。无奈此时已海警连年，福建地方更值多事之秋，贼报交驰，倭寇肆虐，当事人大多怀疑朝廷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组织大规模的琉球册封使团了，建造册封舟的管工官也都很懈怠，以致于册封舟自当年十一月起工，至嘉靖三十八年四月仅完工其半，原计划的春汛起行已经没有可能了。
是年倭患尤剧，为防倭寇夺船，尹参将命人将尚未完工的册封舟接至军镇保护起来。册封舟尚未到达军镇之时，倭寇已接踵而至，延绵数里。册封舟没有被夺走，已经是很幸运了。福州城外聚集了数万倭寇，福州城城门紧闭达三个月之久。嘉靖三十九年，倭寇窥伺于海口，郭汝霖所召火长、舵工等差役受阻，不得不翻山越岭逶迤而来，这样人员集结完毕已经到了七月，加之册封舟久住内港，伤损非常严重，册封使团又没有成行。八月，只好重新定改造修建封舟，至十一月份改建完成，总算没有影响第四年春汛开洋出使。
嘉靖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册封使郭汝霖等祭海登舟，与送行的福建三司官员作别，次日至梅花所，即开洋远航。当时西南风大盛，册封舟瞬目千里，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郭汝霖云：“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照此速度，一天后就可以看到琉球古米山了。但天公偏偏不作美，大洋之上竟然出现了潮平浪静、纤尘不动的奇观。风息船停，册封舟无奈停泊了三天。初六日正午起东南风，册封舟重新启动，却偏离航向到了土纳已山。下午申时至小古米山，有琉球人望见船来，即驾小船迎接。其头目熟知水路，告知册封舟不应沿土纳已山航行，这条路线多暗礁，其实很危险。初七日未时，已经可以望见首里城那霸港，但又因刮起了东风，相隔仅五十里却不能到达。初九日辰时方能停泊靠岸。
使团返航，开始就很惊险。郭汝霖等于十月初九日登舟。登舟之后风雨骤至，封舟受阻于那霸港口。那霸港口险隘，封舟庞大，如果稍有偏侧就会受到伤损。为防止不测，封舟两旁都用大缆加以维系，至十五日夜，右缆忽然断绝。凭借琉球两千多人的牵转之力，才重新更换了新缆。
四月十九日，册封舟出港起行，到二十日午后，忽有黑云接日，冥雾四塞。船员都害怕地说：“这是飓风的征兆！”果然飓风紧接着就到了。“风涛之势，与天上下”，册封舟播荡反侧，无顷刻安宁，船体虩虩作响，如墙倒屋塌一般。尽管船员们小心守护，用于控制航向的船舵仍于当夜二更时分折去，一时人人自危，举舟哭声振天。第二天早晨飓风减缓，册封舟借此得以更换新舵，众人稍有心安，可是自船尾至船首维系船舵的大缆绳又突然中断了，不仅舵不能稳，船体在风涛中亦有可能分为两半。船员以绳系腰，下海连接，竟无法接续。危急时刻，郭汝霖果断批准用凿透二舱、三舱以穿过绳索维系船舵的提议，终于使船舵稳固，得以继续航行。
此时，大明王朝内有皇帝怠政权臣跋扈，外有倭寇横行四境不靖，册封使远行危机四伏，遭遇了重重艰难险阻。在此环境之下，郭汝霖临危不乱，体现出了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非凡的胆识。他能在前任使臣有着“畏避之嫌”的情况下，接受册封正使的任命六天之后，即概然离京南下赴闽，开展出使的准备工作。福州城被数万倭寇包围之时，他又能日日上城，亲自会同福建城防人员巡守。册封舟不能按时交付，他又提出了轻装简从、率领数十人驾夷舟前往琉球的提议，尽管因不能体现天朝威仪的原因不被同僚们赞同，但也表现出了他广阔的胸襟与大无畏的勇气。海航遇险之时，为了避免因绳缆不稳固导致船体分解，他当机立断，立即批准了凿穿船舱以维系船舵的提议，可谓胆识过人。在册封琉球王的过程当中，他一如他的前辈陈侃，多次拒绝琉球王的赠礼，保持了廉洁的操守。此次册封虽然阻力重重、旷日持久，但在册封使臣及使团的集体努力之下，最终还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大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明穆宗朱载垕驾崩，其子朱翊钧即位。一个月后，一代明相张居正任内阁首辅，中国历史开始进入著名的“万历中兴”时代。同年夏天，琉球国中山王尚元去世，世子尚永权摄国政。
第二年冬天，尚永向万历帝上表请求袭封。礼部讨论后行文至福建，要求对琉球国请封一事进行核查。迁延至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秋，琉球国大夫、长史等还报，尚永确系自幼被中山王立为世子，且性情良善。七月，朝廷策命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行人谢杰为琉球册封正副使臣，赍诏敕及皮弁冠服、玉珪等往封尚永为中山王。万历七年册封归来后，萧崇业根据自己的经历，对前使所撰使录进行了增益，完成了新的《使琉球录》。
《云南通志》载：“萧崇业，字允脩，建水人，隆庆辛未进士。识度宏远，生平无疾言遽色。”萧崇业《使琉球录》的语言风格极富个人特色，其文意气恢弘、洋洋洒洒而境界卓异。萧崇业言论奇伟有古使之风，身兼儒士的品格与纵横家的才能。
萧崇业明于人臣之义、勇于赴险、意气恢弘。琉球孤悬海外，大洋之中风涛莫测，中琉使臣海中遇险之事频发，甚而至于有丧命者，如《明史》载：“（嘉靖）五年，尚真卒，其世子尚清以六年来贡，因报讣，使者还至海，溺死。”琉球册封使陈侃、郭汝霖在其使录中均有海航遇险的详实记载。萧崇业却一反往使之言，在其《使琉球录》“自序”中宣言曰：“海上无甚险”。磊落豪杰的气概跃然纸上。
萧崇业接受册封琉球使命之初，有人规劝他说：“蹈海，至危机也。往航者，食不能捉匕。尔奈何独尝以无赀之驱耶！其去‘知命’也者，诚远矣！”这确实是当时一般人的共识，《明史》曾有“（天启）六年再贡。是时中国多事，而科臣应使者亦惮行，故封典久稽”的记录。但萧崇业却把这种规劝视为别有用心地恐吓，在“自序”中对此大加抨击。他首先阐明了自己理解的“知命”与论者所说的“知命”不同，认为人有通塞、命有修短，而所谓成败利钝不是自己所考虑的，与“全驱、保妻子者”并无话可谈。其次，他分析了一般读书人在言行上前后不一的根本原因。这些人在穷乏之时往往气冲斗牛，妄自与圣贤比附，对邪恶小人义愤填膺，可是一旦有幸踏入仕途就会在利益面前争先恐后，在事务上又拈轻怕重，在危险到来时成为缩头乌龟，只会花言巧语纹饰其奸。究其根本，其实是“碌碌小己徒见利害重、见纲常轻”而已。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表示“人臣致身之义，本植诸天性。而君恩隆右，即覆载何能名状？藉令得其当而捐糜以报万分一，尤理所不怵也”，区区蹈海更不须反顾。把经历跋涉的艰难、风涛的险恶，都视为臣子的职分所在。
萧崇业品格方正，凡事以国家、百姓为重。身居册封正使的高位，萧崇业既不贪功、也不爱财。册封副使谢杰是福建人，熟悉福建民情，督造册封舟出力不少。对此，萧崇业在使录中极力称赞，明确指出册封舟建造管理之事，多为谢杰之功：“谢君为闽中人，素晓畅其事，乃一一琐条其大小。诏余不然者，辄奉三尺随其后。于是舟之庀也，大都多谢君指画焉。”
作为大明使臣，居琉时有不少琉球方面的馈问款待，这些馈问如稍有丰厚，萧崇业“辄却去不受”，至于金银馈赠，他更是一概拒绝。行祭王礼后，琉球世子派遣法司官与长史至天使馆赠送兼金，萧崇业措辞严厉地说：“世子知道，而乃贾竖我乎（世子懂得道理，而把我视作商人小子吗）？”并作书信教育世子“君子爱人以德”，表明自己“义必不敢以苞苴（贿赂）为累”。行封王礼之后，琉球新王又让王亲、长史馈赠礼物。面对长跪不起的王亲、长史，萧崇业只是接受了少许刀、扇、土布等特产，黄金则分毫不取。他向琉球王写信表明自己虽不敢与古代圣贤比附、但也决不会在“内外瞻仰、在此一举”的时候“负生平而处顽夫下”的心迹。离琉返回之际，琉球国长史又捧着黄金四十两作为赆礼进献，萧崇业毫不迟疑当即予以拒绝，表明“主上明圣，诸臣工曷敢不励素丝之节”，认为送别之情不应体现在这区区财物之上。返回中国后，随行谢恩的琉球国官员又欲代琉球王向萧崇业赠送礼金，最终仍被他拒绝。
明朝中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萧崇业在福建督造封舟准备出海之时颇不顺利。一是匠人做事不认真，建造之初弄坏了木料延误了工期；二是往寿宁伐杉木作船桅，竟有豪绅意欲霸占好木材而偷偷在一棵最大的杉木中间锯了五六寸；三是出使行程中需要备置的用具，往往被精黠奸户以劣充优、索要高价。凡此种种，萧崇业不仅没有因之而恼怒，反而能够体察民间疾苦，在各种费用上尽量作了俭省：“费已不赀而丝忽又公帑出，余心内弗自安，时时与谢君商之：舟从汰其什一，军器损其什五，交际俭其什七。”总能站在国家、百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萧崇业哲思超妙，文笔汪洋恣肆。萧崇业熟读儒、道经典，他在撰写《琉球过海图》文字部分时大加感叹，引用了孟子的话：“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对于水的善下与圣人的善虚进行了比附，认为水与圣人的特点都是浩瀚广容，并由此进行了深入的阐发：“是故明此以养德，则恢廓灵明、藏纳媺懿，不可极也。明此以酬物，则变化阔广、渊涵权妙，不可窥也。明此以禔身，则离世超俗、洁里粹表，不可滓也。明此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