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壮大。新中国成功工业化进程的奇迹与我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转型变革相辅相成。然而，工业化进程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我国企业面临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双碳”目标实现、科技创新驱动、重构核心竞争力、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外部挑战，要求企业基于管理目标、管理对象、管理方式、管理重点、管理模式等一系列内在逻辑主动变革。本文认为，在这一阶段，企业将朝着数字化、绿色化、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管理变革以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和企业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趋势。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40多年的时间使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从工业化初期步入基本实现工业化时期，创造了人类工业史上的奇迹。然而，我国的工业化之路远未结束，工业化进程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细胞，工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就是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转型是一个涉及多层级、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如何深刻把握好外部形势及时调整战略，成功实现企业转型与管理变革，是摆在每一个企业面前的突出问题。
中国最早的工业化思想可以追溯到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工业思想，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功的工业化进程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世界工业大国，我国的经济体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企业也自然地经历了职能的转换、地位的变迁和管理的变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1949年，中国无论是能源产量还是主要轻重工业产品产量，都远远落后于美国、苏联等国家，甚至大部分产品产量还落后于印度。根据1985年《世界经济统计摘要》披露的数据，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重工业方面，1949年中国粗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美国为7074.0万吨，是中国的447.7倍，印度为137.4万吨，是中国的8.7倍；轻工业方面，1949年中国棉纱产量为37.2万吨，苏联为61.3万吨，是中国的1.6倍；美国在1947年就达到了171.5万吨，是中国1949年产量的5倍多。
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间，通过计划经济模式下大量成立国有企业，我国较快实现了资本积累，完整的工业体系得以基本建立。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是在156个苏联援建项目和694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的集中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是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二是在企业的计划管理方面，由国家统一制订相关的指令性计划来决定国有企业各项经济活动。三是在企业的投资管理方面，国有企业的投资主要由国家统一管理，国家高度集中对国有企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权。四是在企业的财务管理方面，实行“统收统支”和“大锅饭”的国有企业财务收支管理体制。五是在企业的产品流入流通方面，由于计划经济的体制约束，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品和原材料实施“统购包销”，进行统一的分配和定价管理。六是在企业职工的劳动工资分配方面，由国家对国有企业用工的劳动工资进行统一分配。
1978年之后，我国实行全国范围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公有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在相关政策的放开与鼓励下，个体工商户、私营（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开始走上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诞生于1979年的浙江省温州市。到1981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首次突破100万户，1987年底，这个数字变成了1000万户。私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后也逐渐合法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到1991年底，国内私营企业发展到10.8万户，从业人员达到184万人。在国内私营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外资企业也逐步进入国内发展，国家为促进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先后于1979年7月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4 月通过了《外资企业法》、1988年4月通过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为国外资本和企业进入中国提供了法律保障，扫清了障碍。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成分所占比重已经开始接近国有成分（不含集体经济）所占比重。
从1978年到2000年的20多年间，工业增长中国有与非国有的比重开始发生了明显变化，即国有比重从占绝对优势逐渐下降，而非国有比重从零起步逐步上升。一方面，国家开始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经营责任制改革，鼓励国有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搞活”，先后在国有企业中推行了利润留成、利改税、承包和租赁经营等多种经营责任制形式。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效率低于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逐渐陷入困境。1998-2000年，20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大批国有企业进行破产、改制、重组，政府利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对企业实施“抓大放小”业务优化，使大多数长久以来处于亏损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生存困境，进而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另一方面，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补充得以快速发展，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进入合法轨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后，很多体制内人士纷纷下海，大批乡镇企业从集体经济改制为私营经济。直到党的十五大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从“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在数量、占比和效率上表现出色。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后最为明显的、快速的重工业化发展时期，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又将宏观经济带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的上升通道。1978年，我国重轻工业比重为56.9∶43.1，2000年以来，重工业比重快速攀升并稳定在70%左右，而轻工业比重快速下降并稳定在30%左右。可以说，21世纪前10年，是重工业化趋势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煤炭开采、石油开采、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冶炼、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生产等重工业领域，国有资本占整体工业国有资本比重有明显上升趋势；而在纺织、服装、家具、造纸、化纤等轻工业领域，国有资本占整体工业国有资本比重显著下降。这反映出，工业国有资本向重工业领域布局的趋势。
从2001年到2012年的10多年间，国有企业开启新一轮大发展。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后，国有企业受扶持力度愈发明显，民营企业受到较大冲击。经历了20世纪末的低谷，留下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部分处于重工业领域，重工业领域中大部分重要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最先、最充分地享受了重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同时，受益于三年脱困带来的改革红利和银行资本支持，国有企业发展迅速。受危机等因素影响，大量民营企业面临经营困难，在航空、能源、钢铁、地产等领域的一些民营企业最终退出市场。
这一时期，工业化已进入后期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悄然到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产能过剩问题突显、数字化转型成为必选项、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持续了30多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出现减缓态势。当然，这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和国际经验的自然回落。进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这背后的逻辑在相当程度上也归于中国追赶工业化进入收尾期，我国从此开始致力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过去依赖要素投入、依靠后发优势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依赖创新驱动、依靠生产率提升、依靠先发优势、引入更多竞争、努力实现平衡的发展方式。
2013年以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均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实现“国民共进”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未来，创新将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而企业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主体，随着混改的持续推进，“国民共进”的红利加速释放。目前，国有企业承担着引领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带头参与全球经济科技竞争的重要责任，民营企业加快向“专精特新”转型，成为“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隐形Bsport体育冠军。我国对国有企业的“1+N”政策相继出台，彰显出对国有企业进行新一轮有力度改革的决心。作为中国经济的骨干力量和人民意志的重要体现，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应更好地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集中力量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难题，立足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发展新格局。同时，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仅靠国有企业是不够的，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离不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努力、协同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5G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广泛渗透，中国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传统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机遇。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不断创新、渗透和扩散，全球数字经济正在更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所有企业面临的迫切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传播，更使得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复工复产的重要“基石”。部分或全部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数字化运营的企业 ( 多称为“线上”企业 ) 依托互联网分散办公和线上运营，既保证了疫情防控的要求，又维护了企业的基础业务。在新冠疫情流行这一特殊时期，一些企业的业务量甚至再创新高。而许多传统企业，由于受制于单一的线下运营模式，缺乏有效的数字化运营管理模式，陷入“深度隔离”状态，面临着客户联系受阻、供应链关闭、经营活动停止、业绩急剧下降的严峻局面，许多企业甚至因此倒闭。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模式方兴未艾，为实体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方向。抓住数字技术革新与成果应用带来的新机遇，加快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的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社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当前，对于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落实《巴黎协定》，国际社会已经逐步达成了共识，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将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2020年习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中国目标。2021年3月，“碳达峰、碳中和”首次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实现“双碳”目标，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彰显了中国主动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风范与担当；同时，这也是中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愿望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企业充分利用国家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政策机遇，积极淘汰改造落后产能，努力实现企业供应链绿色智能化发展，最终形成适用于新时期国家、社会和企业发展需求的现代化供应链布局和目标。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021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科技创新已成为新时代推动发展的重要因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以云大物移智为代表的颠覆式创新不断涌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世界经济格局和我国发展均产生深远影响。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加快从追随、到并行、再到领跑的身份转变，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先机至关重要。“十四五”期间，科技创新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是能否崛起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企业，而核心是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能否不断提升。当前，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已经从传统的能源巨头转变成高科技公司。创新驱动发展，进一步激励企业科技创新，一方面，需要培育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领军型企业，承担重大科技任务、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另一方面，需要运用新型制带动科技创新联盟，推动大中小企业联合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联合体，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联合体的融合创新，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创新能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几千年来建立在地理壁垒和政治屏障基础上的人类生存和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全球化进程使各国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这种竞争在表面上表现为经济竞争，但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从何而来？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基于各自的理论基础，对此有不同解释，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国家的经济实力来源于治理能力。国家的治理能力强并不等同于对市场的干预多，而是表明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够给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给民众的生活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进新时代企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中国企业内部管理不够精细化，体制机制不够灵活，企业产品与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要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改善人力资本、提高劳动效率、依靠品牌驱动、转变商业模式来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还须扎实努力。（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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